絲綢之路
絲綢之路（英語：Silk Road；德語：die Seidenstrasse），中國古代經中亞通往南亞、西亞以及歐洲、北非的陸上貿易通道。因大量中國絲和絲織品多經此路西運，故稱絲綢之路，簡稱絲路?！敖z綢之路”這一名稱是由德國地理學家F.von李?；舴以?877年出版的《中國——我的旅行成果》（China, Ergebnisse eigener Reisen）一書中首先提出的，原指兩漢時期中國與中亞河中地區以及印度之間，以絲綢貿易為主的交通路線。其后，德國歷史學家赫爾曼在《中國和敘利亞之間的古代絲綢之路》（柏林，1910）一書中，通過對文獻記載的進一步考察，把絲路延伸到地中海西岸和小亞細亞，確定了絲路的基本內涵。同時，因為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一些外國探險家在中國西北地區發現了大量古代中國與西方進行貿易和文化交流的遺跡、遺物，與絲綢之路有關的歷史、考古等問題遂成為各國學者研究的重要課題，并陸續著書立說，使絲路研究包括了更廣泛的內容。
絲綢之路與南方的茶馬古道形成對比，西漢時張騫和東漢時班超出使西域開辟的以長安為起點，經甘肅、新疆，到中亞、西亞，并聯結地中海各國的陸上通道。這條道路也被稱為“陸路絲綢之路”，以區別日后另外兩條冠以“絲綢之路”名稱的交通路線。因為由這條路西運的貨物中以絲綢制品的影響最大，故得此名。其基本走向定于兩漢時期，包括南道、中道、北道三條路線。
廣義的絲綢之路指從上古開始陸續形成的，遍及歐亞大陸甚至包括北非和東非在內的長途商業貿易和文化交流線路的總稱。除了上述的路線之外，還包括約于前5世紀形成的草原絲綢之路、中古初年形成，在宋代發揮巨大作用的海上絲綢之路和與西北絲綢之路同時出現，在宋初取代西北絲綢之路成為路上交流通道的南方絲綢之路。
雖然絲綢之路是沿線各國共同促進經貿發展的產物，但很多人認為，中國的張騫兩次通西域，開辟了中外交流的新紀元。并成功將東西方之間最后的珠簾掀開。從此，這條路線被作為“國道”踩了出來，各國使者、商人、傳教士等沿著張騫開通的道路，來往絡繹不絕。上至王公貴族，下至乞丐獄犯，都在這條路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跡。這條東西通路，將中原、西域與阿拉伯、波斯灣緊密聯系在一起。經過幾個世紀的不斷努力，絲綢之路向西伸展到了地中海。廣義上絲路的東段已經到達了朝鮮、日本，西段至法國、荷蘭。通過海路還可達意大利、埃及，成為亞洲和歐洲、非洲各國經濟文化交流的友誼之路。
中國古代的絲綢之路主要有四條通道。
1.西安到成都再到南亞、東南亞的山道崎嶇的“西南絲綢之路”：主線是陜康藏茶馬古道——蹚古道，通向南亞、東南亞、中亞、歐洲國家。（見“西南絲綢之路”）
2.西漢張騫開通西域的官方通道“西北絲綢之路”（通稱“絲綢之路”）：由長安經中亞國家、阿富汗、伊朗、伊拉克、敘利亞等而達地中海，以羅馬為終點，全長6000多公里。這條路被認為是連結亞歐大陸的古代東西方文明的交匯之路。
3.北向蒙古高原，再西行天山北麓進入中亞的“草原絲綢之路”（起自長安，經敦煌、烏魯木齊、中亞到達羅馬，全長5000多公里）。
4.從廣州、泉州、杭州、揚州等沿海城市出發，從南洋到阿拉伯海，甚至遠達非洲東海岸的海上貿易的“海上絲綢之路”等。
絲路興衰
“絲綢之路”一名雖然晚出，但這條貿易通道很早就已存在。在古代世界，只有中國是種桑、養蠶、生產絲織品的國家。近年各地發現的考古資料已充分證明，自商、周至戰國時期，絲綢的生產技術已發展到相當高的水平。那時中國絲綢已經西北各民族之手少量地輾轉販運到中亞、印度。漢初，河西走廊曾先后為烏孫、月氏、匈奴所占，西域綠洲諸小國亦為匈奴所控制，漢與西方的道路難以直達。漢武帝劉徹于建元二年（前139）派張騫出使西域大月氏（今阿富汗中西部），開通絲路，謂之“鑿空”。元光二年（前133）以后，漢武帝又連年派大軍進攻匈奴，鞏固西北諸郡邊塞，陸續設立了酒泉、武威、張掖、敦煌四郡，割斷了匈奴與羌人的聯系，得以溝通西域。又從敦煌到鹽澤（今新疆羅布泊）筑造了很多烽燧及亭障，以防匈奴南侵。元狩四年（前119）張騫再度出使西域，其副使分赴大宛（今費爾干納）、康居（今哈薩克斯坦南部）、大月氏、大夏（今阿富汗北部）、安息（今伊朗）、身毒（今印度）、于闐（今和田）、扜彌（今于田東）等地，漢與西域交通暢通。公元前77年漢兵攻克當道的樓蘭，更其國名曰鄯善，將其國都遷至南面的扜泥城（今新疆若羌附近）。前60年漢置西域都護，屯田于烏壘城（今新疆輪臺東北），以保西域通道。早自張騫西使烏孫結盟后，漢使者、商人便接踵西行，至此絲綢之路益加暢通，大量絲帛錦繡沿此路不斷西運，羅馬人因此稱中國為“賽里斯”(Seres)，拉丁語意為“絲之國”。同時西域各國的“珍奇異物”也輸入中國。此后，王莽當政時和東漢期間，西域雖然幾度因政局波動暫與漢廷中斷聯系，但商業往來并未受很大影響。班超經營西域期間，還派甘英出使大秦（羅馬帝國），抵條支（今伊拉克），臨大海而返。這是漢代中國官員沿絲路西行最遠者。
魏晉時，東西商業往來不斷，位于絲路咽喉重地的敦煌，就是胡商的聚集地之一。這里曾發現中亞粟特商胡的經商書簡。5～6世紀時，南北朝分立，但沿絲路的東西交往卻進一步繁榮。北魏建國后不久就派使者前往西域，以后中亞各國的貢使、商人常集于平城（北魏前期都城，今山西大同東北）。遷都洛陽后，洛陽更成為各國商人薈萃之地，“自蔥嶺以西，至于大秦，百國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販客，日奔塞下”，“天下難得之貨，咸悉在焉”。北齊的都城中也聚集著不少商胡。
隋煬帝楊廣曾派黃門侍郎裴矩到張掖招徠西域商人，“西域胡往來相繼，所經郡縣，疲于送迎”，說明當時絲路的興旺。唐朝西部的疆域超過漢代，在伊州、西州、庭州設立了同于內地的州縣。在龜茲、于闐、疏勒、碎葉設立安西四鎮（后以焉耆代碎葉），駐兵防守，由安西都護府管轄。以后又置北庭都護府，統轄天山北路的羈縻州府（見羈縻州），這為絲路的暢通提供了更可靠的保證。因此，唐代長安、洛陽以及其他重要都市都有大量商胡，呈現出國際都會的風貌。
從9世紀末到11世紀，由于中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向東南沿海轉移，以及阿拉伯世界的興起，東西海上往來逐漸頻繁起來；同時，中國西北地區各民族政權的分裂、對立，使絲路上的安全難以保障，這條陸上通道的重要性降低。在蒙元時期，由于蒙古的西征和對中亞、西亞廣大地區的直接統治，使東西驛路通暢，許多歐洲使者、教士和商人，如馬可·波羅，都沿此路東來中國，絲路又繁榮一時。明朝建立后，采取閉關政策，雖然出嘉峪關經哈密去中亞的道路未斷，但陸上絲路作為中西交通路線已遠不如海路重要了。
絲路走向
絲綢之路的基本走向奠定于兩漢時期。大致東起漢長安，西行上隴坂，通過河西走廊的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郡，出玉門關或陽關，穿過白龍堆，先到樓蘭。樓蘭在古鹽澤（蒲昌海，今羅布泊）西北部。漢代西域有南北兩道，樓蘭是兩道的分岔點。北道自此向西，沿孔雀河至渠犁（今新疆庫爾勒）、烏壘、輪臺，再西經龜茲（今新疆庫車）、姑墨（今新疆阿克蘇）至疏勒（今新疆喀什）。南道自鄯善的扜泥城，西南沿今車爾臣河，經且末、扜彌、于闐、皮山、莎車至疏勒。由于千余年戈壁沙漠向南移徙，致使南道東段逐漸沙漠化，伊循、扜泥諸古城均為沙漠所湮，所以今日的南道東段已遠在古南道之南。永平十六年（公元73），漢明帝劉莊北攻匈奴取得伊吾廬（今新疆哈密）地，置宜禾都尉屯田，以阻截北匈奴之南侵西域。此后，漢與匈奴曾互爭伊吾而多次交戰，終于迫使北匈奴西遷，漢政府遂開辟了“新北道”，改由敦煌向北到伊吾，然后西經柳中、高昌壁、車師前部交河城（均在今吐魯番盆地），越天山經焉耆至龜茲，再循漢北道西行抵疏勒。新北道即《魏略》中的“中道”，以別于天山以北的“北新道”。南北朝時期，南朝與西域的往來，主要是從益州（今四川成都）北上龍涸（今四川松潘），經青海湖旁吐谷渾都城，向西經柴達木盆地，北上敦煌，或更向西越阿爾金山口進入西域鄯善地區。因經吐谷渾境，故稱“吐谷渾道”或“河南道”。隋唐時期，又開辟了從瓜州北玉門關經伊州、北庭、輪臺，越伊犁河至碎葉進入中亞的道路，即北新道。
從疏勒西行越蔥嶺抵大宛，其都城貴山約當今柯柬德(Khojend)。自此向西為粟特、大夏。大夏都城監氏城(Bactra)即今阿富汗巴爾赫；自疏勒直西穿阿萊高原(Alai)亦可直抵大夏。大夏之西為安息，其都城為番兜（和櫝，Hecatompylos）。自粟特西南行達安息東邊重鎮木鹿(Merv)，亦西抵番兜。自此西南行過阿蠻(Ecbatana)，抵底格里斯河岸邊的斯賓（Ktesiphon，安息晚期的都城），渡河數里即商業重鎮斯羅(Seleucea)。自斯賓順流而下可達波斯灣頭的條支(Charax–Spasinu)。自斯羅西北行可達古敘利亞的安條克(Antiochea)，《魏略》名之曰安都；自此再南下，越西奈半島可達埃及的亞歷山大城，此城在漢代或稱犁靬（黎軒）。后漢時，羅馬勢力已占有近東、北非，漢人對以亞歷山大城為中心的羅馬帝國東部稱為大秦。另外，沿漢的南道“自皮山西南往烏秅，涉懸度，歷罽賓，六十余日行至烏弋山離國”。懸度為今之達麗爾(Darel)，罽賓即今阿富汗首都喀布爾，烏弋山離為今錫斯坦(Seistan)。這條路東漢時稱作“罽賓烏弋山離道”。從烏弋山離西南陸路行可抵條支。又，從罽賓南行至印度河上游，沿河南下可達河口處羅馬人名曰Barbaricon的海港，即今巴基斯坦的卡拉奇。
在上述絲路干線外，還有許多支路，而且隨著時代變遷，政治、宗教形勢的演變，各條路線在不同時期的重要性不同，而且不斷有新的道路開辟。近年來，一些學者更擴大了絲綢之路的概念，認為上述道路只是通過沙漠綠洲的道路，因而稱之為“綠洲道”。又將通過中國北方游牧民族地區的道路稱為“草原道”，經中國南方海上西行的道路稱為“海上絲綢之路”或“南海道”，等等。也有一些學者強調某一種商品或宗教的重要性，而把絲綢之路名為“皮毛之路”、“玉石之路”、“珠寶之路”、“香料之路”、“陶瓷之路”、“佛教之路”等。這些提法雖然對研究東西交通有意義，但已非原來意義上的絲路了。
傳統絲路
絲綢之路一般可分為三段，而每一段又都可分為北中南三條線路。
- 東段：從洛陽到西安市到玉門關、陽關。（西漢開辟）
- 中段：從玉門關、陽關以西至蔥嶺。（西漢開辟）
- 西段：從蔥嶺往西經過中亞、西亞直到歐洲。（東漢開辟）
（以下為絲路各段上的重要城市名稱，括號內為古地名）
東段
東段各線路的選擇，多考慮翻越六盤山以及渡黃河的安全性與便捷性。三線均從洛陽、長安出發，到武威、張掖匯合，再沿河西走廊至敦煌。
- 北線：從涇川、固原、靖遠至武威，路線最短，但沿途缺水、補給不易。
- 南線：從鳳翔、天水、隴西、臨夏、樂都、西寧至張掖，但路途漫長。
- 中線：從涇川轉往平涼、會寧、蘭州至武威，距離和補給均屬適中。
十世紀末期，北宋王朝為繞開西夏的領土，開辟了從天水經青海至西域的“青海道”。成為宋以后一條新的商路。
中段
中段主要是西域境內的諸線路，它們隨綠洲、沙漠的變化而時有變遷。三線在中途尤其是安西四鎮（唐貞觀十四年(640年)設立）多有分岔和支路。
- 南道（又稱于闐道）：東起陽關，沿塔克拉瑪干沙漠南緣，經若羌（鄯善）、和田（于闐）、莎車等至蔥嶺。
- 中道：起自玉門關，沿塔克拉瑪干沙漠北緣，經羅布泊（樓蘭）、吐魯番（車師、高昌）、焉耆（尉犁）、庫車（龜茲）、阿克蘇（姑墨）、喀什（疏勒）到費爾干納盆地（大宛）。
- 北道：起自安西（瓜州），經哈密（伊吾）、吉木薩爾（庭州）、伊寧（伊犁），直到碎葉。
西段
自蔥嶺以西直到歐洲的都是絲綢之路的西段，它的北中南三線分別與中段的三線相接對應。其中經里海到君士坦丁堡的路線是在中唐時代開辟的。
- 北線：沿咸海、里海、黑海的北岸；經過碎葉、怛羅斯、阿斯特拉罕（伊蒂爾）等地到伊斯坦布爾（君士坦丁堡）。
- 中線：自喀什起，走費爾干納盆地、撒馬爾罕、布哈拉等到馬什哈德（伊朗），與南線匯合。
- 南線：起自帕米爾山，可由克什米爾進入巴基斯坦和印度，也可從白沙瓦、喀布爾、馬什哈德、巴格達、大馬士革等前往歐洲。
草原絲路
草原絲路，西漢時就有通過當時七河地區的烏孫至蒙古高原的記載，唐時稱回紇道或回鶻路，從中原正北出越過河套塞外，入蒙古高原、中西亞北部、南俄羅草原，西去歐洲的陸路商道。其中最重要的城市是訛答剌、塔拉斯、怛羅斯、碎葉、庭州（古車師）、豐州（秦九原郡）。匈奴以及其后的鮮卑、烏桓、柔然、白匈奴、悅般、突厥、回紇、黠嘎斯、粟特、烏孫、月氏、可薩人、奄蔡和蒙古民族，都活躍在草原絲綢之路上。歐亞大陸北部之游牧民族使用的草原絲路、主要與中國的巴蜀地區與南亞交流的西南絲路以及從中國東南沿海路行進的海上絲綢之路。安史之亂后，隴右道在761—764年之間陸續淪陷于吐蕃，傳統絲路受吐蕃阻絕，唐人不得不選擇草原絲綢與西域城邦交流。
北段
主要包括三個部分。
- 秦直道：由關內咸陽到九原郡（現包頭附近）。
- 參天可汗道：由塞上至回鶻、突厥牙帳。
- 西段：由哈拉和林往西經阿爾泰山、南俄草原等地，橫跨歐亞大陸。
意義
絲綢之路不僅是東西商業貿易之路，而且是中國和亞歐各國間政治往來、文化交流的通道。西方的音樂、舞蹈、繪畫、雕塑、建筑等藝術，天文、歷算、醫藥等科技知識，佛教、祆教、摩尼教、景教、伊斯蘭教等宗教，通過此路先后傳來中國，并在中國產生了很大影響。中國的紡織、造紙、印刷、火藥、指南針、制瓷等工藝技術，繪畫等藝術手法，儒家、道教思想，也通過此路傳向西方。至今，絲綢之路仍是東西交往的友好象征。
經濟文化交流
商品交流
正如“絲綢之路”的名稱，在這條逾7000公里的長路上，絲綢與同樣原產中國的瓷器一樣，成為當時一個東亞強盛文明象征。絲綢不僅是絲路上重要的奢侈消費品，也是歷代中原王朝的一種有效的政治工具：中國的友好使節出使西域乃至更遠的國家時，往往將絲綢作為表示兩國友好的有效手段。并且絲綢的西傳也少許改變了西方各國對中國的印象，由于西傳至君士坦丁堡的絲綢和瓷器價格奇高，令相當多的人認為中國乃至東亞是一個物產豐盈的富裕地區。各國元首及貴族曾一度以穿著用腓尼基紅染過的中國絲綢，家中使用瓷器為富有榮耀的象征。
此外，阿富汗的青金石也隨著商隊的行進不斷流入歐亞各地。這種遠早于絲綢的貿易品在歐亞大陸的廣泛傳播為帶動歐亞貿易交流做出了貢獻。這種珍貴的商品曾是兩河流域各國財富的象征。當青金石流傳到印度后，被那里的佛教徒供奉為佛教七寶之一，令青金石增添了悠遠的宗教色彩。而葡萄、核桃、胡蘿卜、胡椒、胡豆、菠菜（又稱為波斯菜）、黃瓜（漢時稱胡瓜）、石榴等的傳播為東亞人的日常飲食增添了更多的選擇。西域特產的葡萄酒經過歷史的發展融入到中國的傳統酒文化當中。商隊從中國主要運出鐵器、金器、銀器、鏡子和其他豪華制品。運往中國的是稀有動物和鳥類、植物、皮貨、藥材、香料、珠寶首飾。
文化交流
自從公元前1世紀，中國式造紙術率先在中國發明和漢和帝元興元年105年蔡倫改進造紙術后到八世紀中葉為止，只有當時的東亞及東南亞部分國家才有發達的造紙工業。隨著絲綢之路的繁榮，紙制品開始在西域以及更遠的地方出現。人們已在在樓蘭遺跡的考古發現了2世紀的古紙。而中亞地區雖然也是用紙，但沒有發現造紙作坊的證據。很多人認為造紙術的西傳為中亞、西亞及歐洲帶來了一次巨大的變革，而最初這場變革卻是很意外的：751年唐與新興的阿拔斯王朝在中亞的怛羅斯戰役，唐軍慘敗，阿拉伯軍將唐軍戰俘沿著絲綢之路帶回撒馬爾罕，而這些戰俘中就有長于造紙術的中國工匠。最終造紙術就這樣傳播到伊斯蘭世界，后來在14世紀傳入意大利的西西里島和伊比利亞半島，15世紀傳入西歐和中歐。
西域地區沙漠密布，各國的繁榮與水往往是脫不開關系的。天山與昆侖山溶化的雪水是西域的主要補給水源之一。然而收集這些雪水并不是容易的事情，溶化后積聚在山路的水很短時間就會被蒸發或滲入地下。自漢宣帝在位時派遣軍隊囤積在西域發展農業時，流傳于山區的坎兒井和井渠技術被同樣需要水源的軍人使用在西域，并逐步流傳至更遠的國家。早先西域地區坎兒井技術究竟是由中國還是波斯傳入西域一直事件有爭議的問題。不過井渠技術和穿井法被證實是由中國傳向西方：《史記》中記載，貳師將軍李廣利率兵攻打大宛，利用斷絕水源的方式圍困城市。然“宛城中新得漢人知穿井”，令大宛人堅持了很長時間。
古代中國的印刷術也是沿著絲路逐漸西傳的技術之一。在敦煌、吐魯番等地，已經發現了用于雕版印刷的木刻板和部分紙制品。其中唐代的《金剛經》雕版殘本如今仍保存于英國。這説明印刷術在8世紀至少已傳播至中亞。13世紀時代，不少歐洲傳教士和使節沿絲綢之路來到蒙古帝國的都城拜見蒙古大汗，并將這種技術帶回歐洲。1450年，歐洲人古騰堡利用印刷術印出了一部《圣經》。1466年，第一個印刷廠在意大利佛羅倫薩出現，令這種便于文化傳播的技術很傳遍了整個歐洲。
宗教思想交流
前1世紀末葉，佛教自于闐沿塔克拉瑪干大沙漠南北側之“絲綢之路”子孔道，全面傳到西域各國。關于佛教傳入西域地區，目前尚有許多說法。但是國內外“學術界基本看法是：佛教早在公元前2世紀以后，晚在公元前1世紀末已傳入西域了”[來源請求]。據此，佛教于公元前87年傳入西域于闐（和田）以后，公元前10年左右自佛教圣地于闐向西或北方向傳播到葉城、莎車、塔什庫爾干、喀什、阿克蘇、庫車、焉首等西域之“絲綢之路”北路各地和向東北方向傳播到且末、若羌、米蘭、樓蘭等西域之“絲綢之路”南北路諸地是理所當然之事。
除了佛教，拜火教、摩尼教和景教也隨著絲綢之路來到中國，成為很多人的信仰；并沿著絲綢之路的分支，傳播到朝鮮半島、日本與其他亞洲國家。
拜火教（一名為祆教）是中國人對波斯瑣羅亞斯德教（這可能與西域地區與拜火教敵視的伊斯蘭教有關。）的稱呼，該教于公元前5—前1世紀沿絲路向東方傳播，被認為是最早傳入西域的宗教。拜火教曾是波斯的國教，在阿拉伯帝國興起后被迫東移。有記載當時西域各國都信仰瑣羅亞斯德教，受到中原王朝朝廷支持，隋唐時期也有許多祆祠以備“胡商祈?！?，地方統治者為控制拜火教的發展，設立薩薄一職，試圖將宗教納入國家管理體系中。但該教于九世紀中葉回紇人西遷塔里木盆地后則基本消失。
景教則是敘利亞基督教聶斯脫里教派的一個分支，史料記載景教在唐太宗貞觀九年(635年)博得皇帝好感，并準許教徒在長安興建廟寺一所，初稱“波斯寺”，后更名為“羅馬寺”、“大秦寺”；到唐高宗在位時，阿羅本被奉為鎮國大法主，往后教堂亦掛上歷代大唐皇帝像。唐玄宗天寶十四年(公元755年)安史之亂爆發后，景教徒伊斯曾協助郭子儀平亂，后被賜紫衣袈裟。從635年開始，景教在中原順利發展了2百年，與祆教及摩尼教并稱唐代“三夷教”。在會昌法難之后，景教走向衰落，但一直延續到16世紀末葉天主教進入中國時仍未絕跡。
從西方到東方
絲路在1200年沒落，而西方造船航海技術日趨發達之后，東羅馬帝國的君士坦丁堡被第四次十字軍東征攻陷和威尼斯共和國和熱那亞和比薩、及16世紀的西班牙、葡萄牙國家開始企圖繞過被意大利和奧斯曼帝國控制的地中海航線與舊有的絲綢之路，要經由海路接通南亞和東亞，并希望能從中獲得比絲路貿易更大的利潤。一些國家也希望將本國的所信仰的宗教傳至東方。
1492年，受命于西班牙女王伊莎貝拉一世的資助的熱那亞人哥倫布遠航的一個目標就是最終能到達印度，并開創另一條比絲路更好的貿易要道，但他卻在大的失望中帶領歐洲發現了美洲的巴哈馬群島，后來在屢次的航行中始終認為是發現了印度，并且至死都相信他所到的地方是印度，后來才證實是發現了新大陸美洲。于是哥倫布之后的西班牙帝國和葡萄牙帝國的探險家在美洲開啟了新世界的殖民地時代，17世紀之后，荷蘭與英國也陸續在非洲、美洲、南太平洋擴展他們的勢力。
19世紀初葉，盡管歐洲強權已在海上遍布，中國依然被西方認為是向往之地，是最興旺與古老的文明，學者多認為這是絲路在中西交流史上所帶來的精神性影響，也造成西方在近代200年期間，認為與中國交易能獲得巨大利潤的印象。
